《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

党的文献 2002年1期 第76页 编辑记事、讲座

冯蕙

[摘要]《毛泽东文集》共收入毛泽东文稿803篇,是继《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文集》的编辑工作历时8年,分3次出齐。《文集》只选内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对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整理。《文集》的注释,大量的是对人物、事件、引语、文件等的注释,还有通过注释介绍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或通过注释订正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广查资料、请教专家、严谨考证,力求把注释作得更完满。

[关键词]毛泽东文集;选稿;编辑;注释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1-0076-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100017)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陆续出齐。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504篇,社会主义时期299篇。
我作为《毛泽东文集》编辑组的成员,参加了《文集》第一至八卷的编辑工作。下面就我所接触到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的体会,对编辑工作分三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选稿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思想观点。单以《文集》第六、七、八卷来说,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就有几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选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党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党在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五篇报告和讲话,加上选入的七大召开前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就是七篇。如果将《毛选》第三卷中的七大开幕词、闭幕词和《论联合政府》也计算进去,那毛泽东关于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作这么多次的报告和讲话(内容十分丰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曾将这十篇报告和讲话出了一本专集,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受到好评。又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文集》就选了四篇。这些谈话,深刻而具体地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定息问题、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再谈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谈话,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有的选稿是经过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实际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国共关系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认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们分析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因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联合抗日而发出的致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当权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泽东执笔的;另外这封信的论理和文风,也很像是毛泽东的手笔。但是,这些分析还不是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判断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直接依据,是从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找到的。他在发言中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周恩来引用的“爱国有罪……”这句话,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五,《文集》的选稿中,包含了毛泽东有些涵义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下面举两三个例子。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七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的批语)。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正文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文集》的正文编辑工作,因文稿的稿本情况不同而有一些差别。稿本的情况,主要指是手稿原件(或是手稿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还是讲话、谈话的记录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我们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除了作史实方面的核查考订外,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的整理。下面分别作一些介绍。

一、史实的考订

史实的考订,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拿过来放入要编的文集中就算了事,而是要多次地阅看,看看有无需要校订的史实等。史实的考订工作,反映了编辑人员的知识水平,反映了编辑工作的严细作风。在这方面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一卷《给傅作义的信》(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留有手稿,其中有一句话是:“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这句话中的韩团长是谁?信中用的是“托韩团长”,这似乎说明这个韩团长大概不是红军中的团长,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长,并且还应与阎锡山(字百川)有点关系。据史料记载,1936年春红军东征时,4月在山西省中阳县境内的师庄、三角庄同阎锡山部第166师第196旅作战中,曾俘虏了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整个东征战役中,俘虏阎锡山部的团长就只有这一个。那末,信中的“韩团长”是不是“郭团长”的笔误呢?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还需要佐证。我们又从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信中,查到这样一段话:“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这段话印证了《给傅作义的信》中所说的“百川先生处”,“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只是“郭团长”被误写为“韩团长”了。这样,《文集》就将信中的“韩团长”订正为“郭团长”。

2.《文集》第二卷《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央学习组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中,有一个提法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那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参加中国国民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有明确的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至于李大钊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声明,对这个问题就说得更清楚了,声明说:“我们加入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根据以上材料,《文集》将前述提法订正为“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

3.《文集》第六卷《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指缅甸。——引者)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新西兰。”经查核,这个说法有误。关于缅甸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700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0余万平方公里;关于新西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268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269202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说明缅甸的国土面积不可能是九个到十个新西兰,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显然有误,应当是另外某一个国家。根据我们编辑文献的经验,讲话、谈话记录稿中的差错,有的是出现在读音相近的词语。与“新西兰”读音相近的国名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于是,我们查核了锡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5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5584平方公里。这样,说缅甸的国土面积是九个到十个锡兰倒是可以的,于是《文集》将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订正为“锡兰”。

4.《文集》第八卷《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说:“我们同英国已有十五年的外交关系”。我们查阅了中国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材料,中英建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早,在1950年1月。接着,英国派胡阶森作为代表来北京谈判建交问题。胡阶森只是谈判中英建交的英国谈判代表(当时也称临时代办),不具有外交代表身份。3月初谈判开始,由于英方缺乏诚意,建交谈判搁浅,无法继续进行。1954年6月17日,中英两国达成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将本国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这就是中英建交的过程。那末,中英建立外交关系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我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他们答复说:1954年互派外交代办可以说是半建交,严格地说中英建交是1972年互派大使。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这次谈话是在1964年,即使从中英半建交的1954年算起,到1964年中国同英国有外交关系也才只有10年。根据以上情况,《文集》将“十五年”订正为“十来年”。

5.《文集》第八卷《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几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我们查核了有关材料,吴庭艳是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击毙的,肯尼迪是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的。从11月1日到11月23日,应当说是没过一个月,说“没过几个月”是不准确的。《文集》将“没过几个月”订正为“没过一个月”。

6.《文集》第八卷《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同亚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三百多万。”根据有关材料,这里说的“三百多万”不准确。我们同蒋介石打了4年仗,这4年的起止日期如何算,应当是起于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作战,全国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止于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阶段完成。起止日期的这种计算是有根据的,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公报,“四年”的下限就是1950年6月。那末,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多少人了呢?聂荣臻1950年5月31日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数目扩大到五百五十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一书中也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完成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人。这样,“三百多万”的说法应当订正,《文集》订正为“五百多万”。

《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中,所作的史实考订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二、引语的查核

毛泽东文稿中的引语,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到外国一些名人的言论,从中国的经史古籍、古诗词、古典小说到鲁迅的著作及其他现代文学家的论述,等等。有些引语查起来相当费事,还有的虽然用了不少工夫进行查核但最终也未能查到出处。下面用两个未能查到出处的引语,作为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二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中,毛泽东说:“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对徐志摩的这句话,我们作的注释中说:“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没有查到出处”这几个字,绝不是轻易写上的,而是多方查找未获结果留下的遗憾。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整理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记录稿,为查找徐志摩的这句话,可以说费了不少的工夫。当时,我们请教过著名的专家卞之琳先生、唐先生,他们一时也记不起来徐志摩的这句话,但告诉我们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徐志摩全集的清样,可以去查一查。我们去查阅了这部清样,但没有找到这句话。后来,从鲁迅《华盖集续编》中的《有趣的消息》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一点线索。在《有趣的消息》中,鲁迅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当时我们看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几个字,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而这里所说的“《晨报副刊》上”又是指的徐志摩1926年1月13日在《晨报副刊》第1423号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这样就以为可能有希望查到出处了。我们仔细阅读了徐志摩的这篇文章,文中确实谈到“闲话先生”(陈源)的家事,也有他妹妹对他讲的那些话,但却找不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样的话。查找徐志摩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线索又断了。对“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我们也感到费解。银针是很细小的,即使被风吹落在幽谷中,恐怕也很难发出能让人听得见的声音。这句引文本身是否有差错呢?由于没有查清楚,只好保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