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批评“反冒进”

南宁会议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他,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份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目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小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搞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止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