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革命史 难忘毛泽东

伍修权

  中国革命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活动几乎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着。我们的成就和失误,许多都是执行他的指示的结果;同样,他的功勋和遗憾,其中不少也有着我们的份。他去世以后,国内外常有人贬低、攻击或否定他,我对此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我们跟毛泽东干了半个多世纪,否定他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业绩仍然在我们生活中产生着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人们一直忘不了、舍不开他,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与别的老同志相比,我与毛泽东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仅有的几次不仅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更是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几页。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有过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意思是指国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许多是山沟沟里的一些土知识分子和农民甚至“山大王”们搞的一套。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湖南山村韶山冲,正领着工农武装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毛泽东。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改变其领导成分,将在国外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的青年革命者,陆续派回国内,他们中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泽民、陈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却是深受共产国际信任并重用的陈绍禹(王明)。我也是那时从苏联回来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除王明以外,我们大都先后去了毛泽东所创建和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并接受了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只有并未进过“山沟沟”的王明,始终不理解也不承认并非来自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一直站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对立面,先后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于1931年夏进中央苏区不久,就去瑞金担任了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就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并认识了毛泽东。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又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敌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苏区以前我就不断听到他的大名,白区报纸上也时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领导的“朱毛红军”,早已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关注。他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见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他是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我早已听到过针对他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我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例如他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造成了我国手工业经济的破产,举了个农村随处可见的例子,中国过去一直用竹篾箍木盆木桶,现在从外国进口了铁丝,很快夺取了竹篾的市场,木盆木桶都改用铁丝箍了,结果使我国大批竹箍手工业者失业,劈竹篾用的竹子滞销,生产和销售外国铁丝的资本家们都发了财。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六十年代初我陪外宾见他时,他曾向外宾介绍说:伍修权是个老实人,在莫斯科回来的人中,他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

  正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1931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一叫几十年,后来“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1933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分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作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一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作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5到10倍敌人的进攻。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撤退转移一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接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情况,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

  正是党和红军的这种思想认识,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中共党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上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很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分裂危机化险为夷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发生了张国焘阴谋分裂的严重事件。当时我已离开军委不再为李德作翻译,调到三军团担任叶剑英参谋长的副手,以后因为部队成员缩编,又主动要求下团工作,去了杨勇所在的10团。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全部中央红军只剩了一两万人,四方面军却有七八万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壮,竟想由他来指挥全党全军,还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针,让中央红军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则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场党内危机和分裂危险又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作了大量耐心而艰苦细致的工作。两军会师时,他指示召开隆重而热烈的会师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肯定和赞扬,又让中央红军的文艺家们,为大会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对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清除和杀害了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使四方面军文化人才奇缺,毛泽东又指示将中央红军的大批宣传文化干部,派到四方面军去帮助工作,著名的红军艺术家李伯钊和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等都去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中央红军和红军大学来工作。毛泽东自己更不断地找张国焘交谈、商讨问题,对他表示十分尊重。因为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主席,毛泽东就招呼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人,一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但是,当张国焘伸手要军委主席职位,毛主席则考虑到这是个要害职位,便说军委主席已是党内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随便撤换,同时又作了某种妥协,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让人马上改称他为“张总政委”。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与虚荣心。

  但是张国焘野心很大,欲壑难填,在过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绝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红军不跟他走,他就要带原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南下,甚至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上方针,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在过草地前,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左路军,中央机关和原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带队。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但李特不听,他又把李特拉到庙里去坐下来谈。李特按张国焘的腔调指责中央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李特仍然不听,执拗地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跟他回去。我的马夫(当时叫饲养员)也是四方面军来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长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牵马养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但是毛泽东依然大度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实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将来总有重新会合的一天。他还对我们说,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张国焘同志走,不过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有的人还是愤愤不平想不通,他又对我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只要他们还是红军,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来的。

  当时,正是由于毛泽东顾全大局地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严正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几乎发生的党和红军内部火并,挫败了张国焘的野心。要是那时真发生了冲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国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赖毛泽东的冷静和英明,加上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抵制,终于使党和红军平安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毛泽东更以其实际行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四方面军同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张国焘的面目和野心,最后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弯路以后,还是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重新北上,在西北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

  对于违抗中央决议、图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本人,毛泽东对其一直采取争取挽救态度,当时有人主张立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认为不行,说张国焘还蒙蔽了好几万人的部队呢,一下子搞翻了脸,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中央根据他的意见,作了关于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定,不仅继续称张为同志,并且将传达范围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让中央委员知道这件事,尽量维护张国焘的“面子”。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他自任支队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后来又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电召张国焘到陕北。

  张国焘回中央以后,毛泽东一面只在很小范围内批评其错误,一面又让他担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仍然执掌不少的权力。在此期间,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了边区政府秘书长,并且与张国焘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为我本来是边区政府前身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秘书长,早就从事着相近的工作,谁知张国焘却认为我是毛泽东派去监视他的。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心怀鬼胎。

  毛泽东从未向我单独交代过什么任务,我也从未直接向他报告过什么。相反,毛泽东不只要求大家继续尊重张国焘,注意称呼他为“张主席”,自己也经常同他来往交谈,甚至照常和他说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张杨”(指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这实际表明了他对张国焘还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离开延安调任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陵的机会,私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革命,拒绝党的挽救,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泽东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他都能如此谦诚相待和宽宏大量,不愧为党内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式的典范。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开国当年12月,我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专列路过东北境内的安全。一切布置停当后,我赶到山海关迎接已成为新中国头号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在来自北京的专列上,我见到了三年不见的毛主席。与延安时期相比,他已发福了,为了出国,穿了一身比较讲究的中山装,他带头穿的这种衣服,后来几乎成为我国的礼服,竟被西方人称之为“毛式服装”。这次访苏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而且是长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举止不象往常那么轻松随便。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情况,高岗等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上车看望他时,他也关切地问了一些问题。我随着他乘坐的专列,一直陪他到了满州里,下车目送他的专列驶入苏联国境,我此行的任务也宣告完成。

  当时我已接到调令,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护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务完成后,我利用调动工作的机会,请假回武汉探亲。哪知我刚到家几天,就接到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令,要我马上去北京随他出国赴苏。毛主席这次去苏联是参加斯大林70诞辰的庆典,也准备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苏联领导人商谈。后来中苏双方认为可以趁毛主席访苏签订一项友好条约,这才又让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赴苏进行签约谈判。由于我已是苏欧司长,周总理指定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为他作外交工作助手。我赶到北京几天后就随周总理出国,直奔阔别近20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会合了先期到达的毛主席一行。

  我们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的,随毛主席先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鉴于过去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了王明,打击压制了毛泽东,对中国党作过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定损失,斯大林对此感到歉疚。由于他与毛泽东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气,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的活动,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苏方才作安排,苏方避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当时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想了解对方怎样对待自己,结果双方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会。

  例如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他此行有些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却以他惯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说,我这一趟当然不能白来,总要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听了怎么也闹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起研究,也解不开这个哑谜。后来由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从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那儿才摸到了底。原来毛泽东想让苏联与中国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既好看”,就是可以对外宣传;“又好吃”,就是我国能获实利。斯大林明白后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希望由他和毛泽东二人联名签署这一条约。可是毛泽东却表示,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签订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只能由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相当于政府总理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来共同签署。这才马上电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赶来,进行签约的实际会谈与准备工作。直到会谈结束准备签字时,斯大林还希望能与毛泽东联名签署这一条约,但是毛泽东仍然客气地拒绝了,所以后来只由周恩来与维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长的身分,签署了世界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件事表明了毛泽东不愿受别人尤其是外国轻易摆布的自立性格。就在我们来到前后还发生过几件事,苏方曾请毛主席参观一些地方,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绩、遗址和汽车工厂等等,他看了却认为不过如此,对苏方人员的“吹牛”很不以为然。在列宁格勒参观冬宫时,有几个馆据说正修理内部,没有开放,他就悄悄对陪同的翻译师哲说,那里面肯定是过去沙皇抢的我们中国的东西,他们不敢让我们看。当时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芭蕾舞剧《红婴粟》,苏方请毛泽东和我们去看。他让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和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先去看了。他们看后回来说了剧情,原来此剧说苏联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时,一个苏联海员在码头上结识了一个中国妓女,接受了妓女献给他的爱情和红婴粟花,他则向那妓女灌输革命思想,通过妓女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后来引起了中国革命,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听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歪曲和污蔑中国革命,断然拒绝去看演出。由于陈伯达去看了并在演出谢幕时鼓过掌,毛泽东就批评责备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还给人家鼓掌捧场呢!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也成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的依据。

  中苏会谈和签约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紧,周总理每天向他详细汇报一切情况,条约的文稿也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改推敲,在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他允许向对方作一点妥协让步,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大问题,他总是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例如在我国东北境内先由沙皇俄国建造,后由苏联管理经营的中长铁路,我国新疆的矿产开采及经营权益,中苏、中蒙接壤地区的国防和双边关系,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从我国东北掳获运走的日本财产物资和工业机器设备等等,苏联继承沙皇俄国在我国大连、旅顺的特权及资产,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营等等,毛泽东认为这应全部无偿地交还中国,指示我们在签订总的中苏条约的同时,另行一一签订明确具体的单项协定,只能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到对方。我们遵照他的指示与要求,与苏方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协商。在毛主席、周总理于当年2月17日先期回国后,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与苏方就若干具体问题继续谈判并签订有关协定。历史证明,当年的这些条约及协定,对于维护我国独立主权,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树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形象,起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具体指示的结果。

  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举行后的当晚,由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及各界领导人,隔一天后苏方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饯行。斯大林自恃是苏联以至国际共运最高领袖,通常是不参加这些外交宴会的,这次却由于毛泽东的来到,每一次他不仅破例地亲自出席,并且对毛泽东特别尊重客气,席间还和毛泽东相互说笑,显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实当时他们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帐。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抵制过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方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图,建立新中国时又不照搬苏联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亲西方的人士。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未俯首听命和低三下四过。因此斯大林心有疑虑,担心毛泽东是个闹独立性的铁托式人物。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新中国的诞生又使苏联有了个东方大国作为盟友,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苏联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愿怠慢更不敢得罪在声望和地位上都不亚于自己的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不仅始终保持尊严,有时还使使性子甚至发发脾气。

  就在毛主席访苏时,有段时间苏方没有给他安排什么活动,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中闲住了几天后,忽然向苏联的接待联络人员发起火来,说是我现在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真不知你们把我从那么远请来干什么?翻译师哲对他说,你发火的对象都是苏联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们什么都听上面的,你对他们发火也没有用。毛泽东却说,我就是要他去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在发脾气了!他的这种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独立不羁性格,确曾赢得了苏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过这又只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当然深知中苏团结的重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建国后他第一个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又是苏联,并且是去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典,这就以行动驳斥了说他是“东方铁托”的议论。所以建国初期中苏友好调子之高和气氛之热,我这个苏联东欧司长活动之多,业务之忙,都是按他的决策指示进行的,而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和符合我国利益的。

  这种状况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问题,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宗”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帐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的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60年代初,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及其组织,全都一分为二,重新划线站队,绝大多数党或国家本着传统做法支持苏共,也有少数国家的党或小派别,赞成或同情中共,各国各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共产党之间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当然地成为“交战”一方的最高决策人和战略总指挥。

  在此之前,我已从外交部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由从事政府外交转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因此也直接参与了这场针对苏共的名为“国际反修斗争”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事情是从斯大林辞世几年后开始的,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摇混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党虽然力求维持表面上的中苏团结,实际上是反对苏共的许多做法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心照不宣,对中国党的不紧跟他们十分不满。50年代后期,他们的不满日益公开化,苏共一面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公开偏袒印度一方,赫鲁晓夫甚至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时,不指名地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又在种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批评指责我国的内外政策是“实际上反动的”、“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分的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中国代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提出国际形势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共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当年4月是列宁90诞辰,经毛主席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苏共对此当然不能沉默,马上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当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大会,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岐。毛主席决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驻罗大使许建国等,组成代表团赴会。出发前先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后的方针对策。我们按时出国并与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起参加了罗共的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他们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坛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我国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使我们一时十分孤立,只剩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还倾向和同情我们。

  我们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我们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我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们在会上对我们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我见代表团长彭真有时也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控,就悄悄给他递过去一张写有“哀兵必胜”的字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让他压压火。当时现场口头翻译的是阎明复,这次显示出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很强的思辩才能,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与意志,反而使赫鲁晓夫等围攻者常常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

  苏共原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岐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他们岂肯就此罢休,经过组织发动和挑拨收买,使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毛主席镇静又充满自信地指挥全党全国,顶住了突然而来的恶劣形势,迅速组织了反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使赫鲁晓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苏联的毁约以至反华,我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加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其实也是这场国际论争和政治风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年9月上旬,我出访古巴尚未回国,就奉中央电令转道莫斯科,参加当月17日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立即赶去并参加了会谈。我党代表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他在会上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于10月、11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43周年时和81国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岐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从这年2月起,我党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或在布加勒斯特与苏共领导人接触。每次会谈接触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决策进行的,每次会谈结束回国时,他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们都要专程赶了去,他对代表团的活动,一再表示了肯定、赞许和支持,我们也因为上头有他的指导和指挥,不论什么情况都觉得信心百倍。由于这年我党代表团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为此写诗说:“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虽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钓鱼台,但是我们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回国后的总结,大都在钓鱼台进行,中央的“反修”领导和写作班子,也常在钓鱼台办公。如果说我们是这场国际论争的前线指战员,稳坐指挥并“钓鱼”的当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苏共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