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会议到
“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李德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我是1969年7月由党中央决定调到北京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到北京后没几天,总理就带着我去见毛主席。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主席随手拿起总理放在桌上的眼镜戴了一下,问我戴不戴眼镜,就这样亲切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谈话中,主席向我讲了党的斗争历史,还问我看什么书,并且谈到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在总理向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后,我感到担子太重,提出职务太多,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后来,我一直是按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的。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到生产落后的安徽淮北去搞调查研究将近一个月。接到会议通知后,就从安徽直接上庐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那天,是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总理宣布了会议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列入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谈毛主席的天才,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导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等等。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完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一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70年已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己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很早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选阅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部署她手下几员大将在各组鼓动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为了尽快配合行动,将发言稿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于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上。

  据后来揭发出的材料,林彪在听秘书读简报后,高兴得笑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言份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送到北京后,我仔细看了几遍。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点出了事情的性质,公开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从1970年12月22日开至1971年1月24日。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