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1976年四五动乱，有人以隐晦的语言，把毛泽东比喻为秦始皇。由此开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某些知识精英热衷于揭示、批评毛泽东的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却不理会这一套。
也正是近二三十年，伴随着那些知识精英对毛泽东“帝王意识”的“揭示”、批评，人民群众倒是从一些严肃的传记著作中，看到一个“把人民尊为上帝”、“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与民命脉通同，并以“土”自律的毛泽东，从而更加敬爱他……并对精英们嗤之以鼻。
这就应证了一个真理：正确、伟大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更不可抛掩，它以其自身，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存在，并显得正确和伟大。而一切对正确、伟大的诋毁、攻击，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只能引起人们更加热切地关注它，——进而加快人们对其正确、伟大的认识步伐。
并且，最让那些右派攻击者无法想象和接受的是，因他们和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坐标，拚命地攻击——他们自己认为的错误，其实对人民来说正好是正确、伟大的事物，因此，到头来，真正的正确、伟大被人民接受了，自己却丑态毕露，被人们抛弃。并且，在另一方面，——右派们攻击毛泽东的这样、那样，反而推动人民尾随“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解毛泽东（本来，人民倒也不十分清楚）。
于是，并没有用多久时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穿用等情况，像一下子拆去以往阻挡着人民视线的障壁，全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这时才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是如此的贴近：一样的心态，一样的热爱人民，象当时的人民大众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由此，人们进一步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的社会主义者的追求、品格和人生价值取向。
……这样，精英们的攻击，就只能如毛泽东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以下的几则故事，均是人们为了揭示真实的毛泽东，而对毛泽东的真实的回忆（取材于汪东兴、权延赤等人的作品中）。人们从中会看到毛泽东以“土”自律 ，以同于民众而自豪的内在心理。
一、衣着上的“土”
——求“舒”务“适”喜旧鞋。 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有了新鞋，总是让别人先穿。别人穿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新，而自己穿旧，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也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他有他的理论：“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的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并且说：“我们各取所好。”
——穿补丁衣讲究“整齐化一”，并要求“家丑不外扬”。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
对穿补丁衣，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间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见张澜前，吩咐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卫士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么几件衣物，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一个卫士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可他身边的人，心里总有些难过。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延安时期，在陕北杨家沟，一次，卫士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象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60年代，江青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卫士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外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卫士们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并且，到后来，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对“脚会有意见”的考虑 。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事上算大帐，生活上也算大帐。 转战陕北，一个卫士新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象个麻布巾。卫士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卫士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况且，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条件差，千千万万在前方打仗的战士，也是这样生活的。干部不应特殊。
二、生活用品的“土”
——“太贵重，我用不动。”
毛泽东对日常生活的其它用品有自己的讲究。对被褥──什么鸭绒驼绒的他都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前仍然用着这些东西。人们去毛泽东故居，特别是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们，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便收到仓库里。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有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吃饭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好一个“太贵重，我用不动”！这实际已不仅仅是艰苦奋斗的问题，而是人民领袖归属于人民的本质体现。这里表现的不仅不是帝王意识，而是毛泽东的反帝王意识！历史也曾有过下层人士通过奋斗而居于极位的，如朱元璋、李自成和洪秀权等，而这些人一登大位，立即就穷奢极侈，恨不得享尽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立即威横朝野；立即忘了自己的土民……毛泽东正好相反，时刻从生活、工作和作风上，保持其人民本色。
——对床的“讲究”
毛泽东认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所以床要搞舒服。而他的舒服仍内含一个“土”字。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到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一夜也未睡踏实。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此事，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搞了个“门板床”。然而，这样做又搅扰了群众生活，更使毛泽东不安心。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下心。夜里卸下门板作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后走到那里都坚持睡板床，是另有深意的，即让某些擅长搞奢华迎逢的下级官员的意图落空）。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被汗水弄湿弄破，就再换几张。年年如此，这也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参观中南海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三、饮食习惯的“土”
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认为, 他的饮食习惯更能反映其“土”。这一点，更为典型地表现毛泽东的反帝王意识。
首先是喜“粗、杂”。毛泽东一辈子都喜欢吃粗粮、杂粮和青菜。粗粮是吃红糙米、麦片等。杂粮是指在主粮中掺小米，加黑豆和芋头等。蔬菜更杂，有时就要一盘野菜──马齿苋，以及一碟辣椒。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戏言，吃竦椒的人革命性强。实际上，这戏言中也有真理的“颗粒”：辣椒刺激性强，又系乡土农家常物，穷人用来御寒，开胃纳食的，富贵人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因此，辣椒的革命性就在比喻性戏言中成立了。毛泽东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其次是无规无矩，不屑于珍物美味。根据卫士们说，毛泽东吃饭也同他作诗一样，十分浪漫。不分钟点，不讲规矩，不论次数。一生都是如此。毛泽东正经吃饭，通常有所谓的四菜一汤，四菜中每次都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而汤，有时则是涮盘子水。其实，就是吃这种“正经饭”的时候也不多。毛泽东像周恩来一样，是个工作狂，吃饭似乎成了“生活负担”──能免则免。他吃饭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次的时候多。也有只进一餐的时候。如工作的连续性强，几天几夜中伏案工作，也只能在工作间隙，让卫士在电炉上随便做一点麦片粥；或煮一些挂面，或烤几只芋头……据毛泽东身边另一位工作人员讲：毛泽东的垂暮之年生活略有改善，但仍是每餐必有红辣椒，霉豆腐。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仍不改初衷，不变故习，对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高级补品不感兴趣。对常人认为好、美、贵的食品和补品不以为然。当身边一些人劝他食用一些高级补品时，他却给这些好心人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物以稀为贵。而有些稀罕东西之所以名贵，是有些人攀缘名贵造成的，因为什么名人大官用过此物，便使此物也名贵起来，好象自己若能食用，也会因此沾光有名起来；于是越抬越高，最后变得神乎其神……最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简朴生活的心迹本意是他这样说：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试问，自甘于当“卑贱者”中的一员，并且一生念念不忘，坚持到底，世上有这样的帝王意识吗！
那么，毛泽东生活中的最好“补品”是什么呢？ 还是让他身边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来回答。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一个卫士说：“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卫士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卫士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吸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他放下碗，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象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一个卫士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呢。”——毛泽东说。
从那天起，卫士们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根据其他卫士的回忆，一直到建国之后，毛泽东仍保持这个习惯。什么好东西他都不追求，需要时，只求一碗红烧肉，用红烧肉补脑子。然而，红烧肉补脑子───在毛泽东看来，还得讲条件，比如战争中的某些困难时期，战士们断了粮，他即反对吃红烧肉。他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困难时期，毛泽东就用勤梳头来“补脑子”。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为了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是7个月没吃一口肉。
对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卫士们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一是习惯，二是艰苦奋斗，三是与民同心。因为猪肉是“大路货”，人民群众享用得起。
毛泽东的这种习惯，显然不十分符合现代卫生科学。所以，建国后，常有人劝他改变，但他执意“拒谏”，饮食依旧从故。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吃红烧肉，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拒谏”之理，是很能说明他的尊民爱民，与民同根连心，视己为民的价值取向的。
──他对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营养的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当江青反对他不注意营养，特别反感他爱吃红烧肉，而批评他是“土包子”时，他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与其说是毛泽东愠怒而断然的反驳，倒不如说毛泽东傲然自信地申述。他爱民，向民看齐，并视己为民，以民为荣。
毛泽东的生活的故事，我们只能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如文章开头所说 ：在这些真实故事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毛泽东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也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解时代主体精神及其趋向的革命家──根在民众，以己为民众一员而自豪的本质。也许毛泽东在世时，多少已预感到他的百年之后，有人会攻击到他脱离群众，故而刻意地严格约束自己……
应当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以“土”自律，始终让自己扎根在民众之中，与民同根共脉的民本意识，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同中国历史儒家的“重民为了驭民”的统治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没有“谋术”，没有欲取先予的技巧，没有前诚后伪的变节。他压根儿把自己扣在人民中，坦露赤诚，忠心不二。他所说的：贵重的东西，用不动；本人生来不高贵，以及自豪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土包子……等，并一直到去世，都这样说、这样做，都表明了这一点。
如此这般，这些年来，某些知识精英批评毛泽东有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则全然相反，是必然的。今天的现实，再次证明，是有十分的必要，去揭示历史遗留在某些精英身上的旧的文化心理。过去，毛泽东曾号召人们和知识精英自己，去做好这一工作。可惜，由于旧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和狡猾，它们诡计百施，终于逃过了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次冲击。
而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今天，当这些精英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阵地，得意忘形地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意识”时，却暴露了自己的本来卑俗丑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实表明，这些人是时刻不忘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把“当不了官”“进农村、进五七干校”视为迫害）的。当年，毛泽东的一系列战略行动，使这些人“当精英”的美梦破灭了，今天的他们，不可能不以某种不满或仇恨来攻击毛泽东的。
这也是，算尽机关太聪明，反露出了自己猥琐本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