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情观”

近日，仔细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对毛泽东那种严以自律，不循私情，“公交以公交论，私交以私交论”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钦佩！这里试选两例。

　　 例一：建国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研究馆，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任长沙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当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

　　 按说，对这样一位为革命牺牲了丈夫的故交给予适当照顾，并不为过。但作为党的领袖、国家主席向非要害部门推荐人，数荐不纳，毫无不舒服和认为对自己不敬之感觉，而是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未便再荐”、“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例二：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建国初期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在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毛泽东1949年10月在致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杨开智……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又给杨开智写信：“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看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亲属的，虽说违背原则和规定的事，毛泽东从来不做，但他那种关心人爱护人体贴人的心情，可以说是热透纸背，力透纸背，情透纸背，令人心旌摇曳，怦然难已。

　　 笔者认为，以上两个事例，充分表现出人民领袖的博大胸怀与高尚情操，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位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纯洁而高尚的“人情观”。

　　 对比之下，如今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人情问题上应该汗颜。有些党员干部身为人民公仆，却常常在“私情”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你器重我的亲友，我提拔你的眷属，投桃报李，真够“哥们”。在这以个人利益为半径的“人情”交往圈中，却渐渐地疏远了人民之情，淡漠了对群众之爱。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于亲朋好友中有悖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因“人情”所牵扯、所羁绊，便不问是非、不问原则，姑息纵容，眼瞅着为“人情”所系之人跌进浊流，不去拉上一把，甚至自己也踩湿了脚，遭到人民的唾弃。

　　 其实，人情是有公私之别、正邪之分的。清人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中有一段话颇有见地：“燃情有公私之别、有正邪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则至贤也。情而私，情而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用人办事，以人情为标准，搞歪门邪道，此情属私，此情属邪。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提高警惕！

　　 “无情未必真豪杰”。共产党人并不是不讲人情，但绝不能用“人情”代替政策，损坏党性原则。“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情观”给我们的启示。交情再深，也不能违反党的原则办事。这样，群众才会报以钦佩和崇敬之情，才会打心眼里相信党、拥护党、依靠党，团结在党的周围，上下一心共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