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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军 的 成 长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
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
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
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
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
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
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
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
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
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
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第二次
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
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①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
,至今仍是红军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
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拚死斗争;第二
、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1930年春②,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
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
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
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
,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
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
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
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
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
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
已经有1万多人,编成10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
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
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①〓林彪后来叛
党叛国,于1971年9月13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
温都尔汗。(②〓原文误为1929年初。)术,而红军就是从
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
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
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
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
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
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
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
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
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
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
,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
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
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
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
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
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
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
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
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
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
方暴露给敌人。

  “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
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
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
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
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离井
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
,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
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193
0年8月①,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开始第二次攻打
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
,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
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
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
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① 原文误为6月
。)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
,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
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
军的威望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
,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
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
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
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
有重兵防守;9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
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
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
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
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
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
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
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
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
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① 毛在大革命中将收得的地租用于湖南
农民运动。——斯诺注;② 指堂妹毛泽建。)产生有益的结果,
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
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
的错误。”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
。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
直到1931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1929到1
930年①,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被解除政治局
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
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
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
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
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
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
。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
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
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
,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
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①
原文误为1931年。)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
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
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
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
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
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
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
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
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
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
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
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
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
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
‘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
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
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
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
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
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
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
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
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
势扭转过来。“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
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
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
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
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
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
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
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
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
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
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
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
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
打了5个仗①,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
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
真打一仗就撤退了。(① 原文误为在14天内打了6个仗。)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30万军队,企图‘最后扑
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
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
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
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
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3万人,依靠一系
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
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
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
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
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①召
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
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1万多
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
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
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
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
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① 原文
误为1931年12月11日。② 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2万
多人。)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
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
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
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
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
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
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
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
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
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
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
。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
,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
诚的高级指挥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
了将近100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
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
。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
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① 原
文误为4月。② 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我们以前的机
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
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
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
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
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
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
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
早在1932年4月①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
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
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
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
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
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
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
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
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
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
失都很大。(① 原文误为2月。)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
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
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
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
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
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
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
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
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
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
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
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
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
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注: (原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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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 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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