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家人——从韶山到中南海(二十八)

  二十八、毛泽东一生结婚四次,生有十个儿女,却有六个不幸失落。

  那天,当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她很快向组织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转到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还带毛毛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当年所生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话,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于是,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个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来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他也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然而,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一样,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代表感谢了她,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听说在南京死了。

  1933年,也就是贺子珍刚生下小毛毛之后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后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賞大夫亲自接生的。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做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的肚子突然阵阵疼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则留下来为贺子珍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连殿后的部队也要走过去了。他们留下话来:敌人正从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时以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留下来的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而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靠近路边,这里已多次被敌军洗劫,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火,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起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揩抹时掉下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后来,贺子珍惟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还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的是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的死活。后来,毛主席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给了人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为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的贺子珍又一次怀了孕,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就生下了女儿李敏。

  1937年,贺子珍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这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单身前往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1938年5月,就生了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她坐月子。满月后她把孩子送到婴儿室,自己则进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不幸的是,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她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六位直系亲人献出了生命,但人们很少知道毛泽东不幸失落的这6个孩子。最使人痛惜的是,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毛岸英后来也牺牲在朝鲜战场。毛泽东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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