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讨论，“两个冤家”又到场，李锐仍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很理想，但不同意以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说，应该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李锐发言后，周恩来让钱正英谈谈。钱正英赞成修建三峡工程，不同意李锐的意见。还有人说了别的主张，争论的气氛很浓。
　　 3月6日。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讨论了林一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总结纪要》，周恩来全面总结了几天来讨论的情况。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因为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必然的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的兼顾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部署和电力网的设立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反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
　　 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和河北省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建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为了结合实际，毛泽东提议去看看都江堰。
　　 3月21日是个难得的晴好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的陪同下，站在玉垒山腰纵览都江堰全貌。
　　 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介绍说，都江堰在晋代和唐代时称为湔堰、都安堰、犍为堰，到宋代时才叫都江堰。都江堰灌区整个工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灌县城下的渠首工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都江堰；另一部分是分布在成都平原上的成千上万条支渠分堰。最能显示这项工程的高超技术的，是渠首工程。它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部分组成。鱼嘴堤像一弯新月，把刚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它前部伸向上游，尖端如同鱼嘴。外江为岷江正流，主要用来排洪；内江为岷江别流，主要用来灌溉。鱼嘴的布置非常巧妙，它根据灌溉和防洪的需要，按一定比例分水：枯水季节，外江四成，内江六成，以利灌溉；洪水时期，比例正好相反，以利防洪。而宝瓶口的大小深浅更是精妙无比，大了，小了，深了，浅了，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宝瓶口。古书上所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天府之国”，主要就是指都江堰灌区。
　　 毛泽东闻言，连连赞叹：“好，很不错，中国古代人民真不简单！”
　　 回到成都后，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25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报告的第五项中，针对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又加了一条：“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关系。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一些决议或多或少地受到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但是，关于三峡工程及长江流域水利规划的决定却例外。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使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体现了严格的科学精神，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可以说三峡工程的预想，是毛泽东“大胆设想”和周恩来“小心求证”风格的完美结合。
　　 正如两位伟人所期冀的那样，有关三峡问题一直在“积极准备”，一直在争论，不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小心翼翼，争论中的三峡问题一直在朝前走。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水力部门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钱正英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中还发生严重事故。这对于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实在是致命伤。可是已经宣布开工，又是毛主席“亲自批准”，谁敢将工程停下来！正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周恩来抱病于1972年11月召集会议，听取钱正英等的汇报。那天，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都被他拒绝了，因为问题尚未解决。最后，他责成有关方面的九人，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应该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经九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这些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决定上述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1974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于此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恩来的骨灰已经洒进江河大海。
　　 时光转眼又是20年。
　　 1994年12月14日，两位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毛泽东关注、周恩来亲自踏勘过的三峡中堡岛上，开工的礼炮炸响了几代人的夙愿，国歌声中，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呼唤两个名字：毛泽东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