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五一休假期间,学习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一些内容,越学越深的体会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是给我们留下的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贡献,不仅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的宝贵财富。它对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领导中国wdGCD和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1页)。  

   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会议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wdGCD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时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1316-1318页)

   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wdGCD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头八年内,当时因为没有经济建设经验,只得学习苏联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0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有人主张挤垮私营资本,毛泽东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毛泽东认为要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在论述五种经济成分的时候,他把私人资本主义排在了第二位,指出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发挥各种经济成分作用的理论。




   1952年毛泽东针对农民负担问题指出:“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提出要运用党的农村政策和经济政策指导农村工作,处理好党与农民的关系。而“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他认为,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关键是要维护农民的利益。“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1953年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实际论述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

   从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艰苦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文中,他说: “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每一个' 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 高速发展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1956年1月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充分论证了“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指出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要及时变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上述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使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主要任务。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指导,形成了党的八大正确的经济建设纲领。

   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自留地不征税。”他称这为“新经济政策”。基于以上认识,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必要的改组。“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上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理论贡献。

   八大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他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提出了发展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课题,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毛泽东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工业化的形式和途径也不同,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化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把它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这正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不同。他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鉴,提出了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理论把马克思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两大部类关系的原理灵活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区域经济不平衡也是中国国情之一。毛泽东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平衡于是首次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区域经济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