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毛主席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
刘伯承/(一九八五年一月)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2.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