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论持久战》的发表

刘炳峰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这部震惊中外的军事杰作一经问世,便一扫积淤在当时国人心头上的疑云与阴霾,焕发起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并成为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

抗战初期,“亡国论”、“速胜论”疑云弥漫

  1935年6月,日军开始向我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在此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一面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条约》,一面加紧对我陕甘宁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通过“反蒋抗日”、“逼蒋抗日”等策略手段,最终实现“联蒋抗日”,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

  然而,“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一种“亡国论”论调,声称“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汪精卫派甚至认为:“我们的所谓抗战,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则鼓吹“速胜论”,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幻想通过英美等国的外援迅速打败日本。淞沪会战中,他们认为:“只要再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起变化。”台儿庄大捷,取得歼敌2000余人的辉煌胜利,国人为之欢欣鼓舞。但一些人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地认为“徐州会战就是中日两军的‘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而当徐州、京沪相继失陷,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英美等国却迟迟不予援助时,他们又滑向投降派,弹起了“亡国论”的老调。

  这种忽而悲观失望、忽而盲目乐观的情绪,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相似的反映。一部分人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200万正规军上,轻视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另一部分人则急于同日军进行正面作战,试图打大仗、恶仗,对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抗战的前途究竟在哪里?一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大问题。显然,不澄清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便不能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九天九夜,窑洞中毛泽东挥就《论持久战》

  面对这样一种时态,1938年5月,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性解释”。尽管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周恩来等也都先后对我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过一些说明和解释;同时,国民党著名将领蒋百里在其《国防论》一书中也曾提出过持久战思想,即“苦撑待变,以空间换时间,等待英美援助,以战胜日本”。但上述思想并不系统,也欠深刻,并没引起国人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5月10日,当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指出“有着重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后,便进入到《论持久战》的写作中……

  5月的陕北虽已初夏,但夜晚的延安窑洞依然凉气逼人。借着昏暗的灯光,毛泽东在粗糙的土草纸上挥毫疾书。窑洞里的蜡烛整整两夜没熄了,毛泽东也是两个昼夜没有合眼。
午夜,警卫员翟作军端着饭菜小心翼翼地走进窑洞,轻声说:“主席,吃点饭吧!您都两天两宿没有睡觉了,休息会儿吧!’“嗯,你们睡吧,我一会就睡。工作没完,睡不踏实啊!”

  “主席,您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这样会熬不住的。快吃饭,睡一会吧!”小翟恳求道。

  “好,好,你们先睡,我马上吃,一会就睡。”毛泽东放下笔,用凉毛巾擦了把脸,和蔼地说。

  小翟高兴地退了出去。

  大约一顿饭工夫,小翟再次来到窑洞。可一看,桌上的饭菜原封未动,毛泽东仍在伏案疾书……

  就这样,连续六天六夜,毛泽东没有睡觉,吃饭也很少。实在太累、太困了,他就叫警卫员打盆冷水洗洗脸,清醒一下脑子,或在院子里转一转,或是靠在椅子上养会儿神,稍事休息便又继续写起来。饭菜是凉了再热,热了又凉,经过几次催促后他才草草吃上几口,往往刚把饭送进嘴里,忽地又像想起什么,边嚼饭边写起来。

  第七天夜里,小翟忽然听到毛泽东急促的呼声:“警卫员,你来一下!”小翟应声进屋。只见毛泽东正弯腰脱着棉鞋,鞋上正冒着青烟,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原来,这天气温下降,晚上小翟弄来一盆炭火为毛泽东取暖,哪知毛泽东只顾埋头写作,不想棉鞋却被炭火烤着了。小翟赶快上前帮着脱鞋,又提起水壶往鞋上浇水。这时他才发现,毛泽东的袜子已被烧了几个洞,右脚的棉鞋连帮带底都烧没了,左脚那只鞋也烧了几个大洞,棉花全都露了出来。于是,小翟不得不找双草鞋让毛泽东暂时换上。

  毛泽东换上鞋,不解地说:“真奇怪,我怎么一点也没觉察呢?”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毛泽东病倒了。他头疼,恶心,睡不着觉。傅连璋亲自为毛泽东诊了脉,然后说:没有别的病,就是累坏了。接着他给毛泽东开了药,并劝他一定要好好休息。毛泽东吃过药,总算休息了一整天,但睡醒后又坐到桌子前,一手撑头,一手执笔写起来。

  经过前后9天9夜的呕心沥血,《论持久战》终于完成了。此时,毛泽东的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初稿完成了,毛泽东稍事休息,便又开始了紧张的修改。他让工作人员抄一遍,然后自己改一遍,再让工作人员抄一遍……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一直斟酌、修改了7遍后,才最后定稿。

两三天后,解放出版社将第一和第二部分清样送回来,毛泽东又立即亲自进行校对,并写信给出版社的同志说:“第一、二部分都校了,唯有第三部分未校,请将第三部分再送来看一次。”同时叮嘱出版社的同志;“请对第一、二部分作最后的校对,勿使有错。”

  几天后,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一叠新书,封面上写着《论持久战》。这时小翟才恍然大悟:原来,毛主席打了九天九夜的“持久战”,就是为了写《论持久战》啊!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上正式发表。

精准预言,四对矛盾清晰展现人们眼前

  《论持久战》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军事哲学著作,也是一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研究军事问题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不同态度,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文章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接着,毛泽东深入剖析了中日战争矛盾总体的各个方面,指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而“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由此,他将四对矛盾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毛泽东不仅指出敌强我弱,而且指出敌不是一般的强,“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我不是一般的弱,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又指出:敌也不是一般的退步,由于它“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而我也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同时,他还对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使人心中豁然开朗。

  文章深刻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调,指出:“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而速胜论者“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因此,“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只见部分,不见全体。他们不了解,部分是全体的部分,部分只有在全体中并和全体相联系,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比如,如果像亡国论者那样,只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并把它绝对化、凝固化,自然要得出“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结论;但如果把敌强我弱这一因素和其他矛盾因素特别是敌退步、我进步这一因素联系起来,事情就不同了。敌强中有弱,我弱中有强,敌我强弱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而不是僵死的;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敌强我弱决定战争的进程而不能决定战争的前途。毛泽东进而指出:“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胜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和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对于抗战的具体过程及其阶段还进行了具体分析:“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在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转变的枢纽。一方面,中国将在相持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制定了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即:第一、二阶段,应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的反攻战。同时,他对中日战争各阶段双方力量对比、变化过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生动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一一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进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怎样使这个历史必然趋势尽快变成现实呢?毛泽东为如何开展持久战开了一个大“药方”,这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同时,该书还对抗战各阶段中的具体谋略进行了精彩的说明和阐述。《论持久战》中的分析和论述令人叹为观止,通读全文,可以充分感受到它的逻辑力量和思想魅力所在。

军事经典,《论持久战》指导全民族抗战

  从全面抗战开始到《论持久战》问世,不过十个月,毛泽东以惊人的精确性,预见、描绘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进程。
   《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发表后,为统一我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党中央决定立即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该书单行本。同时决定向国统区发行,以影响国民党各战区将领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抗日战争需要遵循的战略战术思想。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1月,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校正本。同时,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不久。还出版了英文版。

  《论持久战》的发表及发行,轰动中外。一位外国记者读后心悦诚服地说:“不管对于共产党的看法如何,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革命老人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他说:“虽然遵义会议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十分巩固。许多来自各地的革命家自觉不自觉地将毛泽东看作是革命的后来者、小字辈。喝过‘洋墨水’的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十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论持久战》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苏北一晚清秀才、当地名绅读了该书,惊喜不已,连连感叹:中国有救!中华民族不会亡于倭寇!因为中国有了一代圣人。

  《论持久战》在国民党内同样引起了积极反响。傅作义将军在读完该书后感到: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在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答案。于是,他即令所属各部官兵阅读,并指示各部军政干部学校开展学习。卫立煌将军则让秘书将书找来并陪他研读。读后,他不但对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意义有了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因而对他“速胜论”、“唯武器论”的观点也有所触动。而时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将军读完该书后,则极为叹服,称“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随后,在征得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意后,他将该书的主旨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呈送蒋介石阅读。蒋介石读后也表赞成,遂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不过分的。

  不仅如此,《论持久战》在日本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和重视。日本投降后,其国内各界一致认为:强大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败给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支那”之手,就在于《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因此,为了探寻该书的奥秘所在,日本军界和各界学者共同组织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论持久战》研究会”。

  一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居然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说服力、影响力和震撼力,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应该说,直到目前,《论持久战》所阐明的许多基本原理和原则仍然具有旺盛的理论生机与活力。因此,世界不少要人对该书推崇备至,将其视为“人类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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