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主席

章含之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于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顾无限!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而对一位作家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喧,他们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做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本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讯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辞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意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字,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七十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辛酸地想起六十年代初期的主席。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