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鼓励我献身农业科学

陈文新

  我的父亲陈昌(字章甫)是毛主席志同道合的好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们相识并成为至交。后来,他们又一起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我三岁那年(1930年),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解放后,我和我的一家受到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1年4月,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我利用学校放春假时间回家看望母亲。母亲让我代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我附上了自己的一页,告诉毛主席我在武大上学的情况。没有想到,在5月初的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我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的一封信。我惊喜万分,双手捧着毛主席的信反复地读着“文新同志: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姐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祝进步!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的信给了我很大鼓舞。

   1951年“七一”前夕,我和同班的6个同学到北京华北农科所实习。毛主席得知我到了北京,先派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来看我。并于7月21日(星期六)下午派他来接我去作客。那天,车子从新华门大门一直开了进去,我被带到一间非常宽大的会客室,周边摆满了沙发。我怀着渴望见到主席但又非常紧张的心情坐在沙发上等候了一会儿,身材魁伟,面带笑容的毛主席便走了过来。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主席在我身边坐下,亲切地问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们家是否还住炭坡?为什么叫炭坡?那里是否产炭?我到过你们家两次。30年打长沙时,途中和你母亲见过一次面,我才知道你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也很悲痛。你父亲是个很好的同志,他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你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并说如果母亲有困难,一定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不时问到我家乡的一些地名,我的到来,引起了毛主席对过去的回忆。我看着毛主席,忘记了紧张,感到自己沐浴在伟大、崇高的爱的氛围中。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4年。当时我考取了留苏研究生预备班,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宾同志同在北京俄专学习。1954年7月3日下午3点半,主席又派王鹤宾同志接我去他家作客。到了毛主席的住处,我走进了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那间房子的陈设很简陋。摆着一张湖南农民家常见的木板双人床,一张旧方桌,四条长板凳。房子里有他的女儿、侄儿,还有叶子龙同志等。一会儿,毛主席走了进来,我迎上去。他握着我的手向人们介绍:“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她是武大学农的,你们也要去学农。”接着他问起我母亲和两个姐姐的情况。

   5时左右我与主席及其家人一道乘车去京郊的一个旧式别墅。一栋陈旧的两层楼房,门前有一个小水池,周围是一片桃树林。在林子里散步时,主席要我和他一起照了一张相。之后,主席与我和王鹤宾同志一起在房前树丛中的藤椅上坐下,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主题是农业生产。主席问了我很多问题,如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的矿物质成分,植物营养吸收和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等。还问了全国学土壤学的人数。他说:“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我尽我所知道的回答了他的问题。当谈到土壤改良时,我很推崇苏联的草田轮作制。主席马上指出:“不行,现在农民一个人才二三亩地,怎么轮作?饿着肚皮不吃饭?现在没有畜牧业,牧草怎么处理?”在谈到培育土壤,种植牧草时,主席对牧草很熟悉。我们谈到了苜蓿、根瘤菌、固定空气中的氮等问题。他还说,我们在农业和工业方面都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空气的问题。

   从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主席是非常重视农业科学和农业科学人才的培养。坚定了我学农的志向,这次又和毛主席及其家人一起吃的晚饭,饭菜比较简单。有我们湖南人爱吃的苦瓜炒辣椒。毛主席指着说:“辛苦!辛苦!”毛主席的亲口鼓励和教诲,以及我对毛主席做过的保证,一直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动力,鼓舞着我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事业。留苏归来,我一直从事土壤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来,已经培养了2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国内外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

   在毛主席百年诞辰前夕,回顾走过的生活历程,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分成绩都与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诲和鼓励分不开,我十分怀念毛主席。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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