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眼中的毛伯伯

延渊

  在孩子们心里,延安是个大家庭,西柏坡和中南海也是大家庭,毛伯伯也只是千千万万个伯伯叔叔中的一位,当年的毛主席是伯伯,是老师,更是大朋友。在毛伯伯11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当年的孩子们均已年逾花甲,每当聚会或见面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讲出一两个和大朋友毛伯伯亲密交往的童年故事。

   有礼(理)有栗(利)

   1942年冬,抗日名将续范亭伯伯住在延安交际处养病。续伯伯曾参加辛亥革命,担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他积极抗日,1935年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1939年任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总指挥,多次到延安,是毛伯伯的尊贵客人。毛伯伯曾请当时在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和美国医生马海德给他医病。休养期间,他有时读读书报,有时作作诗。由于家人不在身边,难免寂寞,交际处干部的家属———两岁的小渊渊便成了他的朋友。渊渊每天去看他,他就早早在炭火盆里煨好三个毛栗子,等渊渊来时,便剥给小渊渊吃。在延安,栗子是个稀罕物,小渊渊有栗子吃,便每天去问候续伯伯,破了交际处不准家属进客房的规矩。

   有一天上午,渊渊照例推开了续伯伯的房门,看见爸爸陪着毛伯伯也坐在那里。爸爸平时就要求孩子要有礼貌,毛伯伯又常来,渊渊便很习惯地问候道:“续伯伯好!毛伯伯好!”一边说着,一边向续伯伯跑去,亲热地依偎在续伯伯怀里,眼睛盯着火盆上裂了缝、窜出甜丝丝香气的栗子。续伯伯从火盆边沿上拿起一个煨熟了的栗子,一边剥栗子,一边对毛伯伯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只有我一个闲人,我就交了这个小朋友,她每天来问候我,我就喂她三个毛栗子吃。”

   毛伯伯听了,哈哈大笑,把小渊渊抱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也拿了一个栗子,剥了喂她,毛伯伯说:“你这个娃娃很聪明,这么小就懂得我们党的策略方针,真是有礼(理)有栗(利)呀。”毛伯伯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小渊渊也笑了,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毛栗子,哈,栗子真甜,她吸了一下小鼻子,满屋氤氲栗子香,木炭火红红的。

   爸爸笑着把小女儿抱起来说:“已经有理(礼)有利(栗)了,还应当有节,自己去玩吧。”说着把渊渊放到了屋外。

   从此,这就成为这个家庭里爸爸常讲的一个故事。

   “我听见小鸟在唱歌”

   1948年的春天来了,毛伯伯和孩子们先后来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孩子们有的是跟着父母,有的是跟着托儿所或学校到来的。院子里、山坡上、柏树林里、小河边上,到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战争仍在进行,可是去年下半年以来青风店大捷、石家庄大捷,今年5月延安也收复了,捷报频传,孩子们怎么能不像小鸟一样快乐地欢唱啊?

   放暑假了,远征、燕燕都从小学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一天上午,远征去找李讷、燕燕和二娃玩。一到毛伯伯家门口,伸头看见毛伯伯正躺在床上看报纸,好像还没起床,他和燕燕一起跳进门去,一边一个拽着毛伯伯的胳膊,远征喊道:“毛伯伯,您太不像话了,都快中午了,您还睡懒觉,快起来,快起来!”毛伯伯乐呵呵地说:“哦,原来是我的‘老朋友'来了。”便顺从地被他们俩拽了起来。

   过了两天,从北平来了个京剧团,有著名的演员李世济等,他们演出了程派名剧,还演了几个折子戏。孩子们在延安看过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打渔杀家》等京剧,由于战争,已与京剧久违了,这回连着看了几天,别提多高兴了。一高兴,就忘记了毛伯伯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竟在院子门口演起剧来。燕燕、李讷披上了床单,是主演;二娃和胜利跑龙套,嘴里敲着锣鼓点“呔呔呔呔……”跑着圆场;李讷扮青衣,站在场子正中心,像模像样地一亮相,细声细气地喊了一声:“丫—环—掌—灯……”随着“呔呔呔呔”清脆的小锣声,扮花旦的燕燕细碎的脚步急匆匆跑上场,应了个长腔:“来—啦—”……孩子们演兴正浓,没想到江青出现在院子门口,她板着面孔,冲着李讷低声责备道:“怎么回事儿啊?又要把爸爸吵醒了!”孩子们顿时鸦雀无声了,燕燕还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江青厉声说:“胜利是小客人,二娃还小,她们俩就算了。”又指着李讷和燕燕说:“你们两个向后转,到墙跟底下去站着———面壁思过!”两个大孩子低下了头,乖乖地去罚站了。她俩刚刚站定,二娃看见大门里又走出一个人来,“啊,毛伯伯!毛伯伯!”只见毛伯伯笑吟吟地说:“我都听到了,演得不错嘛。为什么不演了?”又对江青说:“你就饶了她们吧!叫她们玩嘛,叫她们玩。”江青也笑了,燕燕和李讷被解除了处罚,笑着跳了起来,一边一个拉着毛伯伯的胳膊。

   孩子就是孩子,凡孩子都好动,都顽皮,都快乐,也都健忘———常常忘记了毛伯伯上午睡觉的习惯。

   几年后,在中南海,燕子、二娃、娇娇爱跟警卫员叔叔开玩笑,爱给人家起外号,她们管一个叔叔叫“狗牙叔叔”。一天,在院子外面碰见了“狗牙叔叔”,二娃调皮地叫了一声“狗牙叔叔”,“狗牙叔叔”不高兴了,瞪着眼睛跺了一下脚:“叔叔就是叔叔,乱叫什么!”二娃、燕燕、娇娇看他生气了,就更来劲,调皮地齐声大喊:“狗———牙!狗———牙!……”这次可真把毛伯伯吵醒了,毛伯伯穿着睡衣走到房门口,边抽烟,边欣赏这群小淘气。“狗牙叔叔”还在跺脚,她们几个乐弯了腰。娇娇无意中一扭头,发现了爸爸,不知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她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忙跑到爸爸跟前:“爸爸,我们又犯错误了。”她低下了头。爸爸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说:“噢?你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们……又把您吵醒了。”娇娇后悔地说。“啊?是吗?我可是只听见小鸟在唱歌啊。”爸爸慈祥地说。

   “我就喜欢调皮的娃娃”

   有一次,二娃在院子里玩,忽听见院子外面有人在训斥:“怎么搞的!这么调皮?再这样,小心我打你们屁股!”接着又听见有人“咚咚咚咚”逃走的脚步声。二娃想:准是那两个调皮鬼又干什么坏事了,这下可让叔叔逮住了,训一顿,该,该!该!这时,毛伯伯从屋里走了出来,大声问道:“谁在外边训人呐?”

   “是我。”警卫员叔叔走进院子说,“报告主席,侯侯和毛毛那两个小调皮,站在房顶上往院子里尿尿,我熊了他们一顿,吓跑了。”二娃和毛伯伯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毛伯伯问道:“他们两个几岁了?”二娃说:“侯侯7岁,和我一样大。”可是二娃万万没想到,毛伯伯却说:“我们家乡有一句话:7岁8岁狗都嫌嘛,我啊,偏偏喜欢调皮的娃娃,调皮鬼才聪明,才有出息呢。”

   在西柏坡,毛伯伯不再骑马,因为打了胜仗,缴获了美国造的吉普车。每天晚饭后,毛伯伯就乘着吉普车到远处的小河边去散步。毛毛、侯侯、良明、远远等几个小男孩一看见吉普车停在门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七手八脚爬到车里,汽车一开,孩子们便雀跃欢呼:“好啊!到河边去玩喽!”到了河边,毛伯伯散步,孩子们有的下河捉“蛤蟆骨朵”,有的打水漂,有的在岸上摔跤比武,玩得可开心了。

   可是,有一天,警卫员叔叔事先早早站在吉普车边,告诫小淘气们说:“你们记着,从今天起,谁也不准再扒主席的车了!”不一会儿毛伯伯来了,他上车后突然看见小淘气们都站在那里,像霜打了的菜叶,无奈地看着他。毛伯伯问道:“咦!毛毛、侯侯,你们几个怎么不上来呀?”“他们太皮了,我们不准他们来捣乱了。”警卫叔叔解释说。“唉,快叫他们上来,孩子嘛,哪有不调皮的,又不是老头子。快上来,快上来!”这群快乐的小鸟儿,立即张开了翅膀飞到了吉普车上,回到了毛伯伯身边。

   辣椒炒苦瓜和“八宝饭”

   我们这一代孩子从小过着供给制生活,在1953年以前,我们一直穿着公家发的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饭菜,小学的前两年,甚至师生同桌吃饭。回到家里则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年龄,分别在机关里的大、中、小灶饭厅吃饭。

   毛伯伯虽然有厨师做饭,有人骑车买菜,但他严格要求按标准吃饭,严格要求记伙食账,有时还亲自查账。毛伯伯招待亲戚吃饭,也是从自己稿费中开支,从不准用公款请客。

   每到周末,娇娇、李讷、远新和他们的表哥博文从学校回来,全家一起吃晚饭。毛伯伯喜欢孩子,也常常叫上燕燕和二娃一起吃。

   这顿饭往往是一周中最热闹的时刻。毛伯伯询问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有时也教他们背诗,有时也讲小故事,话题海阔天空,言笑百无禁忌,气氛十分活跃。这是毛伯伯在日夜紧张工作之余,精神最放松,心情最愉快的时刻。身边工作人员发现,孩子们不但不是“小淘气”、“小捣蛋”,反而往往能起大人们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是毛主席的“开心丸”。可是,吃晚饭的时间,却总是没准儿的,有时8点,有时10点。孩子们肚子早都咕噜咕噜叫了,还是要等到毛伯伯工作告一段落,宣布开饭,孩子们便喜出望外地坐到桌边来。

   你可能会认为,毛主席家的饭菜一定净是鸡鸭鱼肉、美味佳肴,一定常常能吃上红烧肉,那,可就是误解了。其实,毛伯伯家的饭菜,从数量上是够吃而不浪费,菜谱以家常菜为主,特色是湖南风味,辣而咸,口味较重,辣椒是每顿饭必不可缺的。毛伯伯爱吃米饭,大多是糙米饭,也常吃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他爱吃苋菜、苦瓜等蔬菜。

   远征曾说过:“我家住在毛伯伯家旁边,我妈妈的湖南菜做得好,有时毛伯伯馋了,会让人拿一个碗来要一碗腊八豆,有时又来要一碗泡椒,对我妈妈做的腊鱼、腊肉也很称赞,有时也来要。每次我妈妈都欣然赠送,这和民间左邻右舍互赠吃食的习俗是一样的。二娃爸爸自己做的湖南风味拿手好菜如豆腐乳之类,也常常被毛伯伯讨去吃。”李敏曾跟远征开玩笑说:“我爸爸快成乞丐了,老到你们家讨饭。”后来远征妈妈还教毛伯伯的炊事员做豆豉,帮助他掌握湘菜的烹调技艺。

   那时,蔬菜种类很少,只有夏天才能买到苦瓜。有一次吃饭,二娃夹起一筷子辣椒炒苦瓜,尝了一口,就直皱眉头,“哟,又苦又辣。”毛伯伯问道:“二娃,你会写辣字吗?”“会,一个‘辛'字,右边一个……”二娃用手指在桌上划了一个“辣”字。毛伯伯又问大家:“你们谁知道‘辛苦'这个词的意思?”“知道,辛苦就是累”,“爬香山辛苦”,“农民伯伯很辛苦”,大家七嘴八舌。“粒粒皆辛苦”,李讷想起了跟爸爸学过的《悯农》诗。毛伯伯点了点头,“对,辣就是辛,我们今天吃的菜,就是一个‘辛苦'菜,又辣又苦。”顿了一下,又说:“做一个人,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不要老是想吃蜜糖。”

   有时孩子们跟毛伯伯到郊外去,在地里发现了马齿苋或野苋菜,毛伯伯就叫孩子们挖回来,于是餐桌上便加了一盘野菜。那马齿苋滑溜溜的,还有点酸呢,毛伯伯和大家吃得很香。

   毛伯伯家常吃杂粮,在米里放上各种杂豆,有时放点红薯,一起煮成饭,可没有放过什么果脯之类,有时放点家乡亲友送的莲子,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毛伯伯指着掺着杂粮的饭说:“这叫做‘八宝饭',多吃一点,营养丰富啊。”说着,呼噜呼噜吃得很香。

   毛伯伯家的前后院,每年都种一些蔬菜,西红柿长得挺好。到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再也找不到一棵花,全种上了菜。毛伯伯带头减了自己的工资,高级干部也随之都自动减了1-2级工资。毛伯伯家饭桌上很少看见肉和蛋了,粗粮比例增加了。每到寒暑假期,毛伯伯都让李讷到设在东八所的机关干部用餐的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吃。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一条严格的规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子女,均不准擅自要求与毛主席合影。所以,许多孩子虽生活在毛主席身边,再淘气也没敢破坏过纪律。同时,毛伯伯也就是一个伯伯,谁也没有意识到:留下一张和他的合影会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所以,今天要找到一张与毛伯伯单独合影的照片,还真成了难事。

   可是,并不常住中南海的太北却保存着两张跟毛伯伯合影的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居然是自己单独和毛伯伯的合影,太北可真幸运!……那是1951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毛主席家的院子里拍的,小太北和自己的同学曾有幸做客毛主席的家。

   那一天,快要过新中国第二个“六一”儿童节了,毛伯伯在自己家里会见了八一小学的7名小学生代表,除了李敏、燕燕、太北之外,还有蓉蓉、宋勤、良羽和小跃荣。孩子们给毛伯伯献上了鲜花,还送了一个镜框,镜框里是反映八一小学学生们学习和课外活动的照片,孩子们指点着照片,向毛伯伯汇报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

   毛伯伯边听边乐,边招呼着孩子们来到院子里,他坐在一株龙爪槐边的椅子上,孩子们围坐在周围,毛伯伯和孩子们拉起家常话,一一询问着孩子们个人的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毛伯伯问一个小姑娘。“叫太北”,眉清目秀,额头宽宽的小太北很自然地回答着,因为同学们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早已习惯成自然了。

   “为什么叫太北呢?”“是我爸爸起的名字,我生在太行山北边。”“你的爸爸?……”“我爸爸是左权。”小太北的话语很平静。她出生3个月,因为爸爸要参与指挥百团大战。妈妈就把她抱回了延安。她不到两岁,爸爸就牺牲在抗日前线,成为无人不敬仰的抗日烈士、抗日名将。爸爸左权的故事,她是在懂事后听妈妈和老师们告诉她的。

   “噢……”毛伯伯没有说话,沉默了片刻,毛伯伯伸出手去,把小太北的手紧紧握在了自己一双温暖的大手间。小太北天真无邪,满脸稚气,所有的孩子也都没有说话,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童心,总是宛如那蓝莹莹的天空,那样明澈、纯净、清亮。蓉蓉终于忍不住,把想了好几天的一个愿望说了出来:“毛伯伯,我们想跟您照相。”毛伯伯似乎没有听见,仍然拉着小太北的手。其实,刚才孩子们给毛伯伯送镜框的时候,《解放军画报》的记者晓白已经抢镜头给他们照了相,现在蓉蓉得寸进尺,又一次请求道:“毛伯伯,我们想每人跟您照一张相。”毛伯伯这回听到了,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拉着小太北的手,小太北站在了毛伯伯的右侧,毛伯伯又用双手抚摸着她的双肩,让她贴近自己,往前站了站,记者晓白按下了快门。

   照相以后,毛伯伯又把太北拉过来,详细询问了她离开延安到北平这一段的经历,关切地询问:“你星期六回哪里去?”太北回答:“回东总布胡同的妈妈家。”毛伯伯又询问了太北妈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临别时,毛伯伯还特别叮嘱边老师说:“八一小学有不少烈士子弟,他们是烈士的骨血,要好好抚育他们、培养他们。”

   不久,这张照片送到了小太北手中,照片上不谙世事的小太北憨憨地笑着,可是毛主席呢?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一直到80年代初,经历了历史沧桑的太北,见到父亲生前一位战友———炮兵司令苏进叔叔,他向太北讲述了一段往事:

   “那是在延安住的时候,什么时候想见毛主席就见了,吃了饭,散散步,就上了杨家岭。1942年5月末的一天,天比较热,我想到毛主席那儿看看,信步走上了山坡。毛主席正在窑洞外边乘凉,好像在思考问题,还叼着烟。我过去说了两句问候的话。毛主席当时就说道:‘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给他解决问题,他就……牺牲了。'主席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眼睛里含着眼泪,很动感情。”

   这以后,再看到自己跟毛伯伯的照片,太北似乎才渐渐读懂了———毛伯伯眉宇间那丰富而又复杂的表情。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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