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张学良杨虎城推动西北抗日局面的形成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上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昕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昕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观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亡注: (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岩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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