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方针

  1937年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这一方针提出的直接背景,是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共同抗日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协商对话。8月1日,毛泽东等在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对日作战须坚持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这一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其后直到洛川会议正式确立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指导方针,都是这一思想的逐步展开和完善。

   8月4日,毛泽东等发给准备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问题的意见。电报强调:对日作战应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彭雪枫的电报中指出,在同各方接治时,要如实地讲,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中再次强调,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

   概括地讲,上述电报包含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由使用兵力;二是坚持打游击战争。这两点相辅相成,构成了红军对日作战战略指导的总方针,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方针,将其表述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会议原则同意毛泽东的看法,确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

   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依据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所处的环境及面临任务的全面考察与深刻认识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它主要建立在这样几点思考之上:

   第一,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敌强我弱态势明显。我们的敌人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它的政治组织力强,经济发达,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政府腐败,经济落后,军队武器装备差、技术战术水平低。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单靠政府抗战、正规军作战,不可能战胜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使政府抗战与民众抗战相结合,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相结合,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动员、组织民众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国民党政府惧怕民众,因而不敢也不愿意放手发动民众。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一伟大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

   第三,从作战角度看,国民党是执政党,有数百万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武器装备也较共共党领导的红军先进许多,因此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宜由国民党军队担任。红军武器装备差,数量有限,又缺乏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与日军正面硬拼,不起多大作用。但红军善长于打游击战。因此,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宜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担任。

   第四、在统一战线旗帜下配合作战,国民党军队以正规战为主,红军以游击战为主,这可以带来四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使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场,足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国共两方军队可发挥各自的特长;三是国共双方可避免或减少磨擦,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即使正面战场失败,不能坚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可持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第五、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共御外侮,由内战时期的敌对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关系只限于解决民族矛盾这一层含义,从国内阶级矛盾上讲,国共两党的这种对立并没有因为民族矛盾的突出而消失。国民党政府坚持以"溶共"为基本方针,始终不忘削弱乃至最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决定了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同时必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同日寇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共产党人不能不十分警觉地考虑来自国内反动势力的挑战,为民族存亡计而确保自己的生存。"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留给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坚持独立自主,是共产党在当时所处的国内环境并对以往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后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

   由正规军变为游击军,由运动战变为游击战,这在现象上表现为一种倒退性的转变,因此,转变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洛川会议虽然明确了红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由于一些同志对新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并未充分认识,因此,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实现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党内、军内出现了意见分歧,发生过严重争论。

   为提高全党全军的认识,提高大家对新战略方针的理解,以便统一思想,保证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战略方针问题多次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报,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以及实行这一方针对于我党我军的发展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

   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的内涵作了较系统说明。他指出: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包含以下几项内容:(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一指示,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了。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也在不断发展完善。最初提出这一方针时,突出的是山地游击战,主要战场是山西省。这是由于山西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前线,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条件,用游击战争控制山西,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在能够有效控制山西之前,八路军不宜于也没有足够力量向平原地区发展。其次,山西是日军华北作战的中央线,也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八路军出师抗战,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配合山西国民党正面战场粉碎日军进攻,保住山西,屏障河北平原,阻止日军南侵、这决定了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华北抗战的战略思考中,只能把如何以山西为中心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为主要课题。因此,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被置于突出地位。但对于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并非完全将其置之度外,如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到过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从1938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重点思考和筹划如何在华北广大平原地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问题。1938年初,毛泽东根据晋察冀军区关于冀中平原敌情的报告,指示该军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2月1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示-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思想的提出,使我军独立自主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善。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八路军的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洛川会议相比,这时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更全面了,这也标志着抗战初期提出的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完成。

   关于实行战略转变的意义,毛泽东于1938年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

   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给我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较为完整的战略转变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适时实行战略转变是将战争导向胜利的重要前提。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争指导者要密切注视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深刻分析、理解这种发展变化的含义,并据此变更自己的战略策略,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才可能推动战争形势朝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2、战略转变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变换作战形式,改变部队组织结构等。战略方针是一切作战行动的纲领和依据,它对战争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实行战略转变,首先要抓好战略方针这一关键环节,制定出能充分反映战争形势客观要求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使战略转变沿着正确轨道有条不紊地向既定目标发展。

   3、战略转变是一种全局性转变,转变过程中出现争论甚至斗争,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与障碍都不足为怪。为保证转变的顺利实现,战争指导者要认真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围绕正确的方针,形成上下一致的自觉行动。(建明)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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