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一次披露的
毛主席曾说过的一段话

春天的惊雷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章太炎先生曾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信哉斯言。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也许更懂得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不批倒批臭毛泽东,他们就无法争取群众。他们在各种讲坛、文章、书籍中竭尽攻击、污蔑、丑化毛泽东之能事,语言之恶毒无所不用其及。接踵而至的是“告别革命论”粉墨登场,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错误的,就连1840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犯罪,他们的谬论是,如果中国从那时起搞三百年的殖民地,大陆社会就会像香港一样繁荣昌盛。一些有良知的西方学者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呈现出拉美化倾向。而我国的一些有着路易十六般“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胸怀的改革精英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的心中只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六四”;二曰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三曰政治民主化(多党制和议会政治)。要实现上述三个目的,经过优选的战略路径是:先从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开始,并紧随其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

歪曲历史,首先从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开始。改革精英们用心险恶的编造谎言: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选集》第二卷 第167页)“两弹一星”人所共知,不再赘述。下面的资料为精英们所不齿,立此存照,以便如鲁迅先生所言“为了忘却的纪念”。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年鉴》1990的资料表明,即使不算发展最快的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7年到1978年短短的二十一年,以工农业总产值表现的物质产品增长了三倍多,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9%;钢产量增加了近五倍;原油产量增加了70倍;机床增加了5。5倍;粮食增加了56。3%;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近8。5倍。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国建成了成昆线(1958—1970年,新增营业里程1083公里)、贵昆线(1958—1966年,新增643公里)、焦枝线(1969—1975年,新增825公里)襄渝线(1968—1981年,新增895公里)等铁路新线;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1966年开始建设)、大庆油田(1958年开始建设)、刘家峡水电站(1958—1974年)、四川第二重机厂(1959—1980年)、东方汽轮机厂(1965—1974年)等一大批新企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巨大成就,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之后;在帝国主义封锁、国际修正主义围攻,我国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反帝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地区发展比较平衡,以上所举新建成的项目,除大庆油田等少数项目外,都是中西部的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东部地区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当时的经济发展直接带动了职工就业,社会上没有失业的现象。1978年职工人数比1957年多了近6400万,增加了两倍多;如果与1949年相比,整整增加了7896万人。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是对历史的歪曲。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看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比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要尊重事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参赞天地之化育所成。这样一个集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诗人为一身的伟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小人,才会忘记过去。如果忘记,那就意味着背叛。”苏联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在中国曾摄制成影片)中列宁这样说过。

翻开《毛泽东传(1949-1976)》深棕色的封面色调透着历史的沧桑,毛主席自信地端坐着,目光深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风雨曲折的历程,自其中从容展开。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的作用在于鉴今。一部跨度27年的个人传记,以130万字的篇幅展开,笔力沉雄,宏大壮观。走进这部书,也就走进了毛主席丰富的内心世界,在领略毛主席的卓越智慧和高尚情怀的同时,我们更听到了那来自历史深处的伟大回响……。

本书第34章,第一次披露了毛主席当时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的一段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本书第1389-1390页) 这番话,字字句句,岂非像千钧重锤,敲响历史的洪钟,响彻云霄,震撼我们的心灵,既令人惊心动魄,更使人思绪万千?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76年9月的毛主席,已病入膏肓,经常昏迷,但在他逝世前的8小时,还在阅读文件,书载:“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不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 次日零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这才是历史。历史是沉甸甸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钱学森老人在病榻上说过:毛泽东的旗帜不能砍,砍了,就要亡党亡国。是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不容任意涂抹,随意编造,肆意戏弄。不然,历史的惩罚是严酷无情的。谓予不信,请看现实。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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