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

谭献民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焦点问题。而毛泽东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直至十六岁以前,一边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一边接受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或许是受家庭出身和眼前农村生活贫困刁败的影响,他喜欢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而不大喜欢那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是,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和理解,“六年的孔夫子”教育也学得很好。旧小说之贫苦农民起义的“平等”、“平均”思想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开始交织着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使他从小就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思想感情。1910年4月发生的长沙饥民暴动几乎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而他对第二年发生的韶山饥民“吃大户”的活动,因其影响一般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的利益,又觉得其方法不对。[1]或许这时应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考,已经成为青年毛泽东的一个潜在意识。

   1910年秋进入东山小学堂求学开始,青年毛泽东比较广泛深入地接受梁启超所作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启蒙,认定“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拥戴”的国家,才是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并受梁氏《新民说》的影响而认同以“变化民质”入手来从事社会改革的主张。[2]1911年春考入相乡驻省中学后,又开始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诸多言论,当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试试。”[3]武昌起义爆发后,青年毛泽东积极响应大家投身革命以建立民国的号召,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革命军。辛亥革命的亲身经历,使改良派重视思想启蒙与革命派重视革命行动的各自特点,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上得到了历史的统一。

   190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后,又更为系统深入地学习以儒学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深受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以“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自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开始探索如何“变化民质”以“改造社会”的问题。

   1915年9月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为号召,掀起了一场比较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使青年毛泽东进一步认同先改造国民性再改造社会的救亡之途,并且以思想道德改造作为文化启蒙与唤起民众之间的中介。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相当明确地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变换全国之思想,不能依靠改良变法等枝节措施,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只能依靠内含宇宙真理的“大本大源”的理论灌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4]这个理学的思维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要求:即“宇宙真理”既要与民族救亡相关、又要与民众利益相关,才能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前,青年毛泽东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适合中国的行之有效的“宇宙之真理”。但这却成为他认识、辨别、区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从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衡量标准。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更为坚信唤醒民众的重要意义,并开始从物质生活层面看待唤醒民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社会实验的破产,终于使他在坚守唤醒民众的思想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正如他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的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并在第二年回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5]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认识和解决工农民众之历史地位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宇宙之真理”,从而“老老实实的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


   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的党纲中,就明确宣布要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自己最高理想的根本手段。一般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是开展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力量。因此,阶级斗争学说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在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然面对三重障碍:其一,无论是党内的右倾还是“左倾”错误思想,都把目光聚集于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而认为农民群众是愚昧、保守和落后的历史惰性,因而不会认为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其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宗法家族和封建迷信思想,必将成为启发农民群众阶级觉悟之巨大的惰性力量,导致一个如何以阶级意识代替宗法家族意识的历史难题;其三,唯一能够成为革命之先锋和桥梁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由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而对农民群众采取同情、怜悯甚至讥讽、嘲笑的态度,难以承担艰巨的启发农民群众之阶级政治觉悟的历史任务。上述障碍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特点。换句话说,历史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放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身上。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是要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理成为广大工农群众争取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如果说前一个“结合”主要是正确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那么,后一个“结合”则主要是使党的方针政策如何成为工农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所以,两个层次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形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性的工农群众运动。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总结历史经验,逐步把三重障碍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解决,并把解决问题的重点和难点视为如何辨证地认识和把握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和落后性的相互关系。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培养其革命性和改造其落后性,工农群众才能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如何突破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对农民阶级的忽视,是正确认识农民阶级的关键环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是在农村,国民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能否动员组织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阶级起来投身革命,是关系到革命胜败与否的重要问题。至于农民阶级的保守、落后和愚昧,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和近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是可以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解决的,而且是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8]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说道:毛泽东有民粹主义倾向。“在毛1927年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显著,这时毛泽东可能已坚定地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毛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在毛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念而决定弃取。'报告强调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干预和有组织的控制。在毛看来,1927年自发的农民运动是一种基本的革命力量。这力量大得将要扫除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包括那些已被证明不愿或不能和群众在一起的‘革命的知识分子。'”[9][P253]这个政治判断不仅没有联系《报告》前后一致的思想,而且显然是忽略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即必须强调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才能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眼光聚焦于农民问题。否则,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阶级保守落后性的结论,中国革命恐怕永无胜利之日。

   这就是说,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关系问题视为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是批评和否定当时党内“左”右倾错误观点的根本举措。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就是强调农民群众的愚昧保守,而且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幼弱”。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少数。”[10]从而提出“二次革命论”,将工农群众阶级觉悟的启蒙寄希望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瞿秋白则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11] 从“一次革命论”的历史视角,将工农群众阶级政治觉悟的启蒙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二次革命论”、还是“一次革命论”,都无法动员组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尽管这个真理性的认识,只有经过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最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才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当时却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从“八七会议”时,他提出“上山”的设想和“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从他在1930年1月所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评党内流寇思想,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8][P98]到同年5月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8]毛泽东已经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予以展开。这个斗争不仅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开始,而且也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改造农民阶级的开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如何克服和改造农民阶级的保守落后性,是动员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的艰难环节。毛泽东始终抓住这样两项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一是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克服和改造党内的宗法家族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现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二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改造农民群众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思想,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成为工农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1929年12月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 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8]他列举了党内错误思想的八种表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其中每一种思想斗争都是一项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历史任务。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十多年的思想作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和工农群众血肉相联。

   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也是提高工农大众的阶级政治觉悟的思想斗争。中央教育部1933年4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提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12]从改造农民阶级和形成群众运动的意义上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是一场具有四重涵义的社会革命运动:其一、土地革命是经济基础。封建文化意识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因此,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阶级的个体所有制,是破除宗法家族和天命观念的前提。同时,党在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的基础上,